（通讯员 李晓刘 周振华）不到半个月，73辆因评分低（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历史赔付、交通违章、车辆状况等信息分析得出的指标，评分低需要支付更高的保费或被拒绝承保）难以正常投保商业险的货车，通过P图伪造的行驶证和虚假投保资质，成功骗过保险公司核保系统，顺利投保。4月29日，经湖北省沙洋县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张某甲、张某乙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，并各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。
离职业务员的“生意经”
2025年3月底，已从保险公司离职的业务员张某甲与张某乙在一次聚餐中了解到，市场上大量评分较低的货车在本地难以正常投保商业险。
“这些车主都有投保需求，如果能通过修改行驶证信息在外地办理投保，肯定能赚不少钱。”二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做这门“生意”。凭借对保险核保流程的熟悉，他们很快设计出一套操作方案：通过P图伪造行驶证，虚构某运输有限公司的投保资质，将外地或高风险的车辆“包装”成具备本地投保资格的车辆。
2025年4月17日，二人联系某保险公司业务员邓某某，顺利办理了第一辆货车投保业务，并从中获取返利及中介费。
首次“成功”的经历让二人尝到了甜头。张某甲与张某乙利用此前积累的客户资源，广泛发布“可为评分低、无法正常投保商业险的货车办理投保业务”的信息。截止2025年4月28日，不到半个月，二人通过伪造、变造车辆行驶证，成功向保险公司投保了73辆货车，获取投保返利69940元，投保中介费87600元。
“每辆车都有伪造痕迹，但审核端基本没有发现。”承办检察官介绍，这些伪造的行驶证图片粗糙，部分车辆信息明显对不上，却顺利通过核保。
2025年5月7日，部分货车司机发现保单信息与车辆实际情况不符，便向邓某某询问，邓某某随后向警方报案。当日，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。
此罪与彼罪的关键辨析
2025年5月19日，张某甲、张某乙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到案后，二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，积极退赔退赃，并协助保险公司联系已投保的货车司机办理退保，尽力消除安全隐患。
同年5月，沙洋县检察院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。一个关键法律问题摆在了承办检察官面前：张某甲、张某乙伪造证件欺骗业务员投保的行为，究竟应认定为诈骗罪，还是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？
为此，在提前介入期间，检察官一方面引导侦查人员全面固定案件证据，另一方面围绕案件定性开展深入研判。
“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具有‘非法占有目的’，表面看，张某甲、张某乙确实使用了欺骗手段获取返利和中介费，但主观上他们希望保险合同能够真实成立并生效，并非意图非法占有保险公司或车主的财物。”承办检察官介绍道，而且从欺骗程度看，二人变造了行驶证和车主信息，虚构了部分事实，但投保的车辆和车主实际缴纳的保费都是真实的，综合全案证据，依法不应当认定为诈骗罪。
2026年1月6日，公安机关以涉嫌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2026年1月29日，沙洋县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伪造、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对张某甲、张某乙提起公诉。2026年4月29日，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，作出前述判决。
检察建议堵塞核保漏洞
“73辆伪造证件的货车，为什么能在同一家保险公司连续投保且未被发现？”该案审查起诉后，承办检察官心里始终有个疑虑没放下。
带着这个问题，承办检察官对案件暴露出的行业风险进行了深入调查，发现涉案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存在一定漏洞：核保审核形同虚设，对行驶证、营业执照等关键材料，仅进行形式审查，未与政府部门数据实时比对验证；风险管控机制缺失，短时间内异常集中的投保业务未触发任何预警，既无现场查验，也无专人复核；内部监督短板突出，对电话投保、网上投保等特殊业务，在未完成验车验证的情况下就先行出单，给伪造证件者留下了可乘之机。
“问题货车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，在保险理赔阶段容易因保单问题产生赔偿争议，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。”承办检察院表示，需要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堵塞管理漏洞。
2026年3月9日，沙洋县检察院向涉案保险公司发出《检察建议书》，提出三条具体整改建议：强化核保环节实质性审核，及时发现可疑车辆；加强内部管理人员培训，提升识别伪造证件能力；加强对消费者宣传教育，提升防诈意识。
2026年4月17日，涉案保险公司在书面回复中表示，已对建议内容开展专题研究，将计划每半年开展车险核保专项自查，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升级风险防控能力，持续完善内控长效机制。目前，整改工作正在推进中。
